1、“桐城派”是清代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。

2、代表作家有方苞、刘大櫆、姚鼐，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，故称“桐城派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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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“桐城派”散文理论的建立，是从方苞开始的。

4、“桐城派”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。

5、时间从康熙时一直绵延到清末；地域超越桐城，遍及国内。

6、桐城派的“载道”思想和“义法”理论，适应了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，故得以常盛不衰。

7、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“辞繁而芜，句佻且稚"的文风，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。

8、桐城派 清代散文流派。

9、创始人方苞，继承发展者虽众，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刘大櫆和姚鼐。

10、因为方、刘、姚都是安徽桐城人，程晋芳、周永年便戏谓姚鼐说：“昔有方侍郎，今有刘先生，天下文章，其出于桐城乎？”（姚鼐《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》）从此学者转相传述，号桐城派，时在乾隆末年。

11、 桐城派的文论，以“义法”为中心，逐步丰富发展，成为一个体系。

12、“义法”一词，始见于《史记·十二诸侯表序》。

13、表序说“(孔子)兴于鲁而次《春秋》，上记隐,下至哀之获麟,约其辞文,去其烦重,以制义法。

14、”方苞取之以论文。

15、他说：“义即《易》之所谓‘言有物’也，法即《易》之所谓‘言有序’也。

16、义以为经而法纬之，然后为成体之文。

17、”（《又书货殖传后》）所谓言有物,指文章的内容；言有序,指文章的形式。

18、他的义经法纬之说，是要求内容和形式相统一。

19、又说：“法之变，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”(《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》)，又认为形式决定于内容。

20、从“义法”说出发，他主张古文当以“雅洁”为尚，反对俚俗和繁芜。

21、 刘大櫆着重发展了方苞关于“法”的理论，进一步探求散文的艺术性，并提出了“因声求气”说。

22、他说：“作文本以明义理,适世用。

23、而明义理,适世用，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。

24、”所谓“能事”，主要是指文章的“神气”、“音节”问题。

25、他说：“行文之道，神为主，气辅之。

26、”“神气者，文之最精处也；音节者，文之稍粗处也；字句者，文之最粗处也……神气不可见，于音节见之；音节无可准，以字句准之。

27、”（《论文偶记》）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。

28、他一方面针对当时“言义理之过者，其辞芜杂俚近，如语录而不文；为考证之过者，至繁碎缴绕，而语不可了当”的弊病，强调“义理、考证、文章”三者合一，“以能兼者为贵”（《惜抱轩文集·述庵文钞序》）;另一方面,又发展“神气”说，他说：“凡文之体类十三，而所以为文者八，曰神、理、气、味、格、律、声、色。

29、神理气味者，文之精也；格律声色者，文之粗也。

30、然苟舍其粗，则精者亦胡以寓焉！”（《古文辞类纂序》）他把众多不同的文章风格，归纳为“阳刚”、“阴柔”两大类，实际上他们多数人的创作，是偏于“阴柔”之美的，所以又以为“文之雄伟而劲直者，必贵于温深而徐婉”（《海愚诗钞序》）。

31、 桐城派的文章,在思想上多为“阐道翼教”而作;在文风上，是选取素材，运用语言，只求简明达意、条例清晰，不重罗列材料、堆砌辞藻,不用诗词与骈句,力求“清真雅正”，颇有特色。

32、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，尤其是一些记叙文，如方苞的《狱中杂记》、《左忠毅公逸事》，姚鼐的《登泰山记》等，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。

33、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。

34、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；地域上也超越桐城，遍及国内。

35、主要人物方苞、刘大櫆、姚鼐、姚鼐四人之外，还有方氏门人雷□、沈彤、王又朴、沈庭芳、王兆符、陈大受、李学裕,刘大櫆门人钱伯□、王灼、吴定、程晋芳等,姚鼐门人管同、梅曾亮、方东树、姚莹等。

36、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、龙启瑞、陈学受、吴嘉宾、邓显鹤、孙鼎臣、鲁一同、邵懿辰等。

37、道光咸丰年间，曾国藩鼓吹中兴桐城派,但又以“桐城诸老，气清体洁”,“雄奇瑰玮之境尚少”，欲兼以“汉赋之气运之”(吴汝纶《与姚仲实》)，承其源而稍异其流，别称“湘乡派”。

38、 桐城派的“载道”思想，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；“义法”理论，也能为“制举之文”所利用，故得以长盛不衰。

39、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“辞繁而芜，句佻且稚”（方苞《书柳文后》）的文风，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。

40、姚鼐编选《古文辞类纂》，流传尤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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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词： 安徽桐城人 程朱理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