●王珍琛

厦门经济特区已经步入“不惑之年”，有幸在特区工作和生活的我，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城市“一日千里”的变化，也享受着发展带来的红利。通信业的飞速发展是每个市民都能体会到的。我亲身经历了这种发展变化，所以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从晋江移居厦门的。当时在农村就向往城里人“楼上楼下电灯电话”的幸福生活，可是到了城市，才发现电话如此稀罕:我家周围只有一家食杂店有一台手摇电话。打电话不收钱，如果外面来电话，食杂店代为传呼，每次收五分钱。在电话稀缺的年代，这部电话为附近居民的生活发挥了不小的作用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我在香港的亲人为厦门引进了来料加工业务，我因此不时得和香港的亲人联系。要命的是，食杂店搬走了，“传呼电话”没有了，我和香港亲人的联系只能靠电报。可是，电报非常不方便，一是信息不能及时传送，双方无法及时沟通，二是许多时候电报表达不清楚。我心里盼着，要是家里有电话就太好了。说来也巧，中山公园西门附近厦门市歌舞团(今厦门歌舞剧院)面对玄妙巷开了个大门，邻居李大爷在传达室值班，这样，李大爷就成了义务“传呼”，虽然我往香港打电话还得去新华路的邮电局，但接电话可方便多了。还有更巧的，厦门市集邮协会在原工人文化宫举办集邮展览，市邮电局的领导到展场关心参展的邮友，我和他素昧平生，交谈中，我向他抱怨申请装电话太难了，请他支持，他当时并未表态，我也不敢奢望，因为当时全厦门市也只有区区三千门电话。想不到在这位领导的支持下，1980年我装电话的梦竟然实现了！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家里装电话是可以“显摆”的。记得大约两年后，我去福州金鸡亭疗养院疗养，同房间的“疗友”是来自南平的林先生。有一天，病区的护士来通知我，说家里来电话。我接完电话，林先生问:“你家里装了电话？”我如实说有。他的反应令我惊讶:“哇！你是校长。”他得出这个结论竟然是因为我家里装了电话，不管我怎么解释和辟谣，“王校长”的称呼不胫而走，直到我离开疗养院，只好委托病区的蔡医生务必澄清。这个故事说明，当年私人装电话确实不容易。

厦门大批市民圆了电话梦，时间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。1990年春，市邮电局曾两次大规模公开“放号”，首先是在槟榔小区，两天放了500多个号，十天后，又在民族路公开“放号”，两次公开“放号”实在感人，难怪被媒体称为“太阳伞下的透明”。当然，在电话还不普及的当年，并不是大家都想装电话的。我的一位同事陈老师就说:“有电话遇到急事用一次足矣！”

电话、传呼机、大哥大、手机、智能手机——科技发展日新月异，现在，通信科技的发展更是快得让我们这些老人有应接不暇之感。如今，许多人家里都不用电话了，要通话有手机，要想视频聊天可以用微信，再提没有电话的往昔，真有恍如隔世之感。

关键词： 电话 食杂店 放号 家里 邮电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