布尔陶亥王爷府。

走西口戏文。

榆林市陕北民歌博物馆外景。

从河曲到包头路线图。

走西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宏大的人口迁徙和文化交融活动，它对包头地区的文化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走西口的历史真切地告诉我们，中华民族的发展史，就是一部不断迁徙、融合、奋斗、创新的历史。

此次实地考察 “走西口，到包头” 的路径，主要是指从河曲或偏关走水路、过沙漠，再从达拉特旗过黄河抵达包头。

一

十月中旬，我应邀与《万里茶道》制片组一起去忻州北部的偏关、河曲一带考察，重点关注了从偏关沿河一带走西口的几条路径（我先后去河曲考察过四次。前三次去都是为着河曲民歌和二人台坐腔大赛，返回包头的路线就是府谷、神木、榆林和东胜）。

第一天，我们住在河曲。第二天一大早沿着黄河往北走，中午入住偏关古城的文旅融合区。在偏关的西北端有一条沿黄河修筑的明长城，也称外长城。沿外长城向西北走四十里，第一个出口的关隘是关河口村，是偏关“走西口，到包头”唯一的水路通道。出了关口、摆渡过河就进入内蒙古准格尔旗。相传从关河口出关的西口人，大多要经过准格尔旗东段的布尔陶亥王爷府所在地——一个沙漠里的扎萨克小镇，这里也是漫瀚调的发祥地之一。

从关河口沿长城往上走，就到了万家寨、老牛湾，这里山高水急，不易行船过河，只能继续往北走，一直走到偏关顶端的外长城关隘滑石涧堡。滑石涧堡是偏关通往内蒙古清水河县最近的陆路通道。如果从偏关的正北方出长城，要走水泉镇的红门口，也是一条进入清水河县的陆路通道。两条陆路通道都是从清水河经和林格尔到达归绥（今呼和浩特市）。

人们通常所说的走西口，是指从右玉出杀虎口（即西口）。到了清康熙三十六年（公元1697年）开放禁留地之后，杀虎口便是清廷认可的“走西口”通道。晋中地区的移民和商人都是通过税卡登记出关谋生，首先抵达的就是归绥城。从归绥到包头已经有许多资料作过介绍，毋庸赘言。

此次实地考察“走西口，到包头”的路径，主要是指从河曲或偏关走水路、过沙漠，再从达拉特过黄河抵达包头。正如二人台原始的说唱本所言：“头一天住古城，第二天住纳林，第三天相思病害在喜家坪。第四天住乌拉树，拾了一块破白布。进了店房门，补一补烂皮裤。上了马场壕，遇上个饿狼嚎。一黑夜没睡着，第二天赶紧跑。走过沙蒿塔，捡起块儿烂瓜巴，拿起来啃一口，打凉又解渴。上了新民堡，看见红市布，扯了二尺五，缝个讨吃兜。到了西包头，碰见我那二姑舅……”

另一个说唱版本是：“ 头一天住古城，路程走了七十整。虽然路程不算远，我跨了三个省。第二天住纳林，碰见个蒙古人。我俩聊了几句话，他叫我流浪人。第三天翻坝梁，两眼泪汪汪。想起家里的玉莲女，心如刀绞哭天地。往前走，是沙漠，往后看，是黄河。离家的人儿心难过，真魂魂就在你跟前…… ”

早些年，我曾在准格尔旗采访老艺人郭利民，他说：从河曲或偏关走水路到包头，都要赶在每年的二月二前后，那个时节尚未开河，可以走冰面过河，春出秋归。人们为了出行安全，手里要拿一根打狗棍，还要学一些简单的蒙语日常用语，这样才能走出库布齐沙漠。

最初“走西口，到包头”的路是“网状”的。沙漠里没有路，只是走的人多了，才逐渐有了说唱词中的这条路。从偏关的关河口到布尔陶亥王爷府所在地，再走沙漠北端的十二连城，或者是往西走到东胜，最后都要从达拉特旗过河进入土默川平原——西包头。

据史料记载，清光绪三十年（公元1904年），位于托克托县城南的河口镇码头被淹没，许多大商号移至包头，西路过来的船筏均改在包头南海子码头停泊；清同治十三年（公元1874年）黄河改道，位于土默特右旗的毛岱官渡移至包头的南海子，老包头城南的水旱码头有了之后五十余年的繁荣。

四天以后，我们从山西的保德过河入住陕北府谷。实地考察了府谷古城的千佛洞，黄河古渡的墙头镇，神木的高家堡，榆林的六楼骑街、红石峡，深深地感受到陕北文化厚重的历史渊源。

那个时期的陕北移民、商户多是搭乘骆驼穿越库布齐沙漠，然后摆渡过河在包头落脚、整休。他们为包头的地方文化注入了陕北基因，包头的许多小食品如 “干炉儿”“锅盔”“碗托儿”，至今还沿用着榆林的方言。

二

二十多年前，我曾采录过河曲和榆林一带的走西口民歌，其唱词大同小异，但曲调风格却有着明显差别。从山梁地走出的移民，说话嗓门大，唱起歌来直腔直调；古城堡及周边走出的移民，口语较为柔和，这与地缘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我翻阅1953年由中国音乐研究所搜集出版的《河曲民间歌曲》，在第一辑“走西口”专辑里，共收集17首民歌，全是以唱词来作为歌名的。那首人们熟悉的《走西口》民歌：“哥哥你走西口，小妹妹我实在难留……”唱的并不是河曲或陕北的原生态风格，应该是后来人加工改编的。

民歌《走西口》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咸丰年间。到了光绪十一年（公元1885年），才有了河曲唐家会的手抄本，即五云堂玩艺班的演出戏文：“咸丰正五年，异事出个鲜，异事出在山西府太原。府太原地面宽，有一个孙朋安，所生一个女，名叫孙玉莲……”戏文基本和民间艺人的莲花落说唱本相同，属于第三人称的表述方式，是曲艺演唱，但不是戏曲。

相传，在清光绪年间（公元1875-1908年），包头市土右旗老艺人云双羊让其儿媳妇化妆演唱（即抹红丢黑），才有了二人台戏曲表演的雏形。要说《走西口》的戏曲成型，应该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以计子玉为代表的包头老艺人完成的演绎版本。1953年前后，由绥远省文化局出面组织相关人员，对传统《走西口》版本进行多次研讨修改，成型了如今流传于晋蒙陕冀宁五省区的西路二人台演出本。

作为二人台艺术的代表性剧目《走西口》，百余年来深受老百姓的喜爱。然而，在各式各样的演唱中，有把孙玉莲“十六岁”改为“十八岁”的，也有把情深意重的玉莲唱段，唱得眉飞色舞、搔首弄姿的，还有把坐腔的“叠字演唱”用到戏曲表演中的，这些都脱离了《走西口》人物的时代背景和人物特征。

走西口是一次规模宏大的人口流动和文化交融，它对包头地区的文化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晋陕移民不仅带来了农耕技术和商业理念，还与蒙古族的游牧文化相融合，催生出多元的饮食文化、民俗文化、祭祀文化。同时，也为爬山歌、漫瀚调以及二人台艺术的形成赋予了极强的生命力。

走西口的历史真切地告诉我们，中华民族的发展史，就是一部不断迁徙、融合、奋斗、创新的历史，它的精神内核，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。（王星铭 王婷）

[责任编辑：韩玉峰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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